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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文心雕龙》卦象乃是对天地自然的模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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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文心。雕龙》卦象乃是对天地自然的模仿



第三是“象”、“辞”和“意”等一系列范畴。《周易》之“象”指的是卦象,而这种卦象乃是对天地自然的模仿。《系辞上》说:“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,而拟诸其形容,象其物宜,是故谓之象。”“赜”乃“杂乱”之意,“。象”就是对纷纷扰扰的大千世界之模拟。《系辞下》说得更为明确:“八卦成列,象在其中矣。……爻也者,效此者。也;象也者,像此者也。”不仅八卦乃是对天地万物的模仿,而且爻辞也不例外,所谓“。效”也正是模仿之意;只不过八卦本身就是一种形象,所。以称为。“象”,而爻辞则是用文辞的形式来模仿大千世界的。正因如此,所以《系辞下》说:“《易》者,象也;象也者,像也。”整个《周易》都是对世界自然的。模仿。其具体的情形则。是:



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,仰则观象于天,俯则观法于地,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,近取诸身,远取诸物,于是始作八卦,以通神明之德,以类万物之情。(《系辞下》)



“八卦”之作,乃是对天地自然万物进行模仿的产物,而其所模仿者,乃是天之“象”、地之“形”,所谓“在天成象,在地成形”(《系辞上》),这正是《周易》所。谓天地万物之“文。”,也就是天地万物之“美”。



《周易》之“辞”,主要是指卦爻辞,所以。其与“象”便密不。可分,所谓“圣人设卦观象,系辞焉而明吉凶”(《。系辞上》),“辞”乃是对卦象的进一步说明。其云:



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,《易》之象也;所乐而玩者,爻之辞也。是。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,动。则观其变而玩其占,是以自天祐之,吉无不利。(《系辞上》)



既要“观其象”,又。要“玩其辞”,“象”和“辞”确是相依相伴的。这种相依相伴的关系,在《周易》而言,当。然是指占卜,是卦象和卦爻辞的统一,但这个“象”和“辞”却是通向语言文学的。就“象”而言,如上所说,其所模仿的对象乃是天地万物之。“文”,而其对现实的模仿则创为八卦,乃是为了“以通神明之德,以。类万物之情”,所以这种模仿就必然具有感性而具体的形象特征。就“辞”而言,其本。身即为言辞的一种自不必说,而且。它必须尽可。能地对“象”予以说明或阐发。在很大程度上,“象”之H的和意义都要靠辞来发挥,所。谓“辩吉W者存乎辞”,所谓“辞也者,各指其所之”,所谓“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”(《系辞上》),所谓“圣人之情见乎辞”(《系辞下》)等等,这个“辞”之通向、同于文章之“辞”乃是显然可见的。



当然,无论“象。”还是“辞”,它们都是用以表达某种思想感情即“意”的,所以“象”、“辞”、“意”三者乃是紧密相连而不可。分割的。《系辞上》有云:



子曰:“书。不尽言,言不尽意。”然则圣人之意,其不可见乎?子曰:“圣人立象以尽意,设卦以尽情伪,系辞焉。以尽其言,变而通之以尽利,鼓之舞之以尽神。”



值得注意的是,除了“象”、“意”、“辞”三个概念,这。里还有“言”的概念。这段话以为,语。言是不能完全表达人的思想感情亦即“意”的,但人的“意”又并非“不可见”,这就要借助语言以外的手段了,那就是“象”和“。辞”。也就是说,卦象是可以“尽意”的,是可以表现出事物的虚虚实实(情伪)的;但这种以形象而表现的虚实之情又毕竟是不确定的,所以仍然要用“辞”来说明,以充分表达所要表现的内容。因此,在卦象之下系之以“辞”乃是一种变通的做法,是为了“尽利”,也就是把卦象的内涵完全表达出来,从而能够使人受到鼓舞而充分把握“道”的特点和规律,也就是所谓“以尽神”。这就意味着,“象”是第一位的,是最能“尽意”的,而“辞”只是一种补充手段,至于“言”则是。不能“。尽意”的。但在现实中,“言”乃是表达思想感情的普遍形式,要使一般人体会并把握“。道”的特点(“尽神”),往往首先通过语言,而不是直。接诉诸。“象”,所以要在卦象之下“系辞”,所谓“以言者尚其辞”(《系辞上》),所谓“系辞焉以尽其言”,把语言中不能表现的东西表达出来,最终充分体会“象”所蕴含的丰富的“意”。所以,这是一个从“言”到“辞”再到“象”,最后到“。意”并“尽神”的过程;无论“言”、“辞”还是“象”,都是“尽意”并“尽神”的手段。



显然,所有这些都并非讲文章写作,却又和文章息息相通。如。果把人们口头说的称之为“。言”,则形诸文章的就是“辞”;人们不仅正是以文章来“尽其言”的,而且更是在文章中以形象来表情达意的,正所谓“立象以尽意。”了。实际上,《周易》关于“象”、“辞”和“意”的思想,可以说给了刘勰以无尽的思想资源。《神思》所谓“窥意象。而运斤”,所谓“神用象通”,乃。是关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思想。作为《文心雕龙》最为重要的概念之一,“意象”一词的创造,不能不说是受到《周易》之重要启发的。至于“辞”,刘勰更有不少说法直接来自《周易》。如《原道》说:“《易》曰:‘鼓天下之动者,存乎辞。’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,乃道之文也。”直接化用了《系辞上》的论述。又如《征圣》有这样一段:



《易》称:“辨物正言,断辞则备。”《书》。云:“辞尚体要,不惟好异。”故知:正言所以立辨,体要所以成辞;辞成则无好异之尤,辨立则有断辞之美。虽精义曲隐,无伤其正言;为辞婉晦,不害其。体要。体要与微辞偕通,正言共精义。并用;圣人之文章,亦可见也。



刘勰不仅化用了《系辞下》所谓“开而当名辨物,正言断辞,则备矣”的论。断,而且据以进行发挥,并结合《尚书》之论,提出了自己关于文章语言的重要观点。他认为,运用正确的语言是为了辨明事理,而突出中心才算用好了文辞;文辞运用得当,便无标新立异之嫌;事理阐释确切,则有文辞明快之功。他说,虽然有时文章义理精深而曲折,但不应妨碍语。言之正确;文辞也可以委婉含。蓄,却不应伤害要点之突出;突出主体应与委婉。曲折相通,语言正确应。与义理精深并用。显然,刘勰这种发挥,既以《周易》的论述作为基础,却又完全着眼。文章语言运用的问题,而有了自己的创造。再如《系辞下》有云:“将。叛者,其辞惭。中心疑者,其辞枝。吉人之辞寡。躁人之辞多。诬。善之人,其辞游。失其守者,其辞屈。”这段话论述人的文辞与其内心思想感情的联系,认为不同的文。辞反映着不同的。内心状况,可谓非常准确。应该说,《文心雕龙》论述艺术风格而谓“各师成心,其异如面。”(《体性》),很可能便有着《周易》这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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